追忆杨朔——林绍纲(二)
【发布时间】:2007-01-04
作协外委会工作,可归纳为:研究、推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执行“中外文化协定”(国家文化部同建交国之间签订双边文化往来协定)中,有关文学交流的项目;中外作家互访;以及“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等活动。任务相当繁重。同时,由于他身兼“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的秘书长工作,就需要紧密配合并开展“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特点是政策性、时间性非常强。那几年,杨朔的工作太重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常向我们抱怨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简直无法创作。但他毅然挑起了那副沉重的担子向前走。
杨朔对工作严肃认真。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强调请示汇报,纪律第一。由于他不坐办公室,我和林元(散文家、办公室主任)常去他家,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每到他家,就匆匆敛起摊放在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地说他近来又睡眠不好、头痛,离不开安眠药。边说边无可奈何地指指脑袋。接着,正襟危坐地同我们谈话,倒茶,请吃糖果。听汇报时,他注意力有时不够集中,眼神发直,边点头,边哼哼作答,给人感觉他脑子里似乎在想什么。等我们说完,他离开谈话主题,说出他想要说的问题。这可能是某些爱“走神”的人的一种习惯。
杨朔在工作中,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派作家出国访问,或参加某一国际会议,他对人选、任务(包括发言稿的准备)考虑甚多,要做好充分准备;另一个是很重视“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通过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著作、影响,进行认真研究和准备。如果是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关汉卿、杜甫或其他人,影响和知名度较大,纪念的报告稿就容易写;如果是外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名人,也比较好办;但若是外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太大的文化人,那就困难了。譬如,有一年要纪念亚洲某国一位古代名人,我们找了几个文学团体,才找到一位了解这位作家的学者,请人家写出报告稿来。后来,在北京文化知识界纪念该作家的大会以后,该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认为中国学者对于这样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古代作家都有研究,向我们表示感谢。这说明杨朔工作态度的认真。
在外事活动中,宴请外国作家,是为在轻松的气氛中便于互相交流和做工作。这些场合,杨朔表现了灵活的姿态。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爱开玩笑,在一次宴请日本作家时,他对几位女作家说,“你们看杨朔先生Handsome,而且身材魁梧,眼大有神,风度翩翩,可是到现在,他还是位单身汉,请你们给他介绍一位日本漂亮姑娘好吗?”大家哈哈一笑。杨朔面不改色,笑迷迷地说:“好啊,好啊!我愿意……”席间一片笑声。这样的调侃,我遇到多次,而且碰到哪国女作家,就找哪国的姑娘给他作妻子。所以,杨朔的单身,成了玩笑的把柄。据我所知,他在年轻时,曾有过山盟海誓的恋人,不知什么缘故,恋爱未成,终身未娶。据一位熟悉他的东北籍作家五十年代这样说过,“杨朔已经四十多岁了,鬓角上露出丝丝白发,眼角出现了皱纹,每天却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好像分不开心,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朋友们都很替他着急。有一次我和他谈心,他提到有一位女同志常来找他,给他写信,信里有这样两句惹人注意的话:‘一个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为别人创造美好的生活。’我妄加评论地说:‘我看这个女同志很有思想,她很了解你。’杨朔笑笑说:‘她也许了解我,也许不了解我。’半个月后,我又到杨朔家里去,他伏在桌子上写《洗兵马》,捏着钢笔,正在冥思苦想,精神非常集中,好像怕什么事情干扰他的样子。我关心地问他:‘那位女同志来了吗?’杨朔放下钢笔,表示歉意地对我说:‘那位女同志来是来过了,可是来的不巧。那天我正在写长篇,写得筋疲力尽,刚一打盹儿,她就走掉了,以后再也不来了。’”这真是一段有趣的对话。但我也听说过一个故事,约在1954年,他调作家协会工作不久,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此人年轻但不貌美。这位小姐去看他,谈话间,杨朔竟在沙发上打起瞌睡来,弄得这位小姐十分尴尬,不欢而散。这个故事我仅是听说,不敢保证是否可靠。
杨朔没成家,却非常喜欢孩子。他弟弟杨玉玮说:“杨朔爱孩子,对孩子感情热情。小学生们送给他的红领巾,他都珍藏着。在家里一有空,就同我的几个孩子玩儿。我的第三个女儿生下来不满周岁,他就抱去作自己的女儿,喜欢得不得了,食必同桌,女儿吃不完的饭,他不嫌赃,拿过去自己吃掉,说这是爸爸应该做的……”我们到他家时,经常看到有个小女孩儿在他身边嬉戏玩耍。他每次出国回来,都给娇生惯养的爱女带来好玩的洋玩具。我们也常常带她到机场去接爸爸,父女一见面,抱着就亲,女儿接过玩具爱不释手。可见杨朔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不愧是一部歌颂英雄的诗篇,曾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该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不断再版,几乎同丁玲获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畅销。因此,稿费也相当可观。杨朔用稿费买了一幢平房小院——在东城禄米仓胡同,小院呈长方形,共约十来间房,他占了卧室、起居室、书房和客厅,其余给弟弟一家用,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雇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娘,为他做饭、洗衣、照看房子。弟弟(军人,弟媳是医务工作者)一家另起炉灶。
杨朔的字很难认,说不清是什么体,不如他的文章漂亮、潇洒。他写的稿子、批改的公文、往来信函,乍一看,你真念不下来,慢慢看多了,也都认识了。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个看法。
杨朔说普通话,带有浓厚的胶东口音,说英语,语音也带有山东味儿,比如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都学他打电话称呼对方“Mr AuAand……”,尾音拖得又高又长。不过,他英语还是很流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