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打倒后的浩然
　　1977年春天，我去月坛办事，路过浩然的新居，顺便去看望。他正在家，一见我就说：你真胆大，竟然在大会上为我开脱。我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提醒说：你忘了在文化宫……我想起来了，那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言。1976年冬，北京文学界在太庙开会，由一位刚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主持。他开口就是毛主席伟大，“文革”是有必要的，样板戏是艺术珍品……这些官话我早就听腻了，本以为饱受迫害的老领导能讲点新东西，想不到他也是老一套。我很失望，就和身边的人闲聊起来。忽然老领导点到了浩然的名字，而且问：他怎么样？我脱口而出：浩然不就是个作家吗，小文人一个。那些在天安门广场镇压群众的凶犯还都逍遥法外，先整他们吧。我完全是信口开河。他接着说：那天人家是动员你们揭发我，让你给搅了。我真没想到，我很随意的两句话竟然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很感意外。我问浩然：你有问题吗？浩然说你问得好，我正想跟你说说呢。江青是拉我，我不说我怎么高明吧，但在一些老领导和几位基层干部的提醒下，我对“文革”后期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还是有觉察的。粉碎“四人帮”我也很高兴。我说人家要搞你可能就是要追查你和江青的关系。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江青接见我几次，都有人在座，第一次是吴德，第二次是张永枚……第一次她表扬了我几句，我表示了感谢，只是出于礼貌。第二次她要我和张永枚写西沙自卫反击战。第三次她要我去江西体验生活，写第五次反围剿。我知道她暗藏祸心，让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我怎能听她的！我躲了。我给她写过六封信，都是经吴德转递的，每封信都没有封口，吴德都看了。我决没有卖身投靠。我说你为她写了《西沙儿女》。他说那主要是歌颂人民海军的。我本也不想写，可是张永枚的《西沙之战》已经出版了，我还没动笔，上面催了几次我才写。我说你把毛主席为江青写的那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也写在书里，让战士们看看，倍受鼓舞，好像江青在指挥作战一样。他说：张永枚在长诗《西沙之战》中已经写过，我不写成吗？我说：“文革“最后几年，江青实在太臭了，老百姓都骂她，你难道能不知道？你怎么还跟她呢？他连忙说：她跟毛主席是两口子，两口子还不一条心？我还以为听她的就是听毛主席的呢！咱不懂政治，后悔也没用。
　　不久，北京文艺界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会议，批判江青在文艺方面的罪恶。浩然在会上作了检讨。有人发言对他进行了批判。其中有一个小组的发言标题引用鲁迅的一句话：“瞒和骗不是文学”，批评浩然不顾文学应源于生活，文学的最高原则是真实这一基本常识，公开鼓吹“反其意而行之”，把假写成真，恶写成善，丑写成美，粉饰太平，欺骗读者，麻痹人民。事实太冷酷了，一向怕犯错误，主张“永远歌颂”的浩然，也因为“歌颂”而犯了错误。“中国当代作家最幸福，党早已为我们指明了创作的道路”，这话还靠得住吗？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尽管有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还出现了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等杰出的作家，他们不但创作了作品，而且出版发行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自1957年以后，我国相继发生了一起起不幸事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有谁敢如实地反映这些不幸呢？当时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可是今天拿来一看，许多作品都让人倒胃口，书中的英雄人物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冒险分子；被批判的对象倒是通情达理的实在人。这些作品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以写农业合作运动起家、成名的作家李准，痛定思痛，很感慨地说：我本人还没有死亡，我的不少作品已经死亡了。这是很可悲的。过去有句很时髦的话：文学创作要搞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中国的作家既不需要有思想，也不需要熟悉生活，只能唯领导是从。这还叫什么作家！这是对作家的侮辱。浩然听到李准这些话，一定会很有感触吧。
　　浩然是坚强的，他很快振作起来。他离开了喧闹的北京，先后搬到通县、三河居住。他一边坚持写作，一边扶植业余作者创作和发表作品。他写的长篇小说《苍生》，获得了大众文学奖。人民公社解体多年以后，他还出版了《金光大道》下部。但我发现他内心深处是很痛苦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我想起了浩然在“文革”中跟我讲过的一段话：1965年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一向善于活灵活现表现普通劳动群众的作家林斤澜受到了批判，他很难过地说：我破产了。“文革”后的浩然是不是也有林斤澜式的伤痛？我后来发现浩然的悲伤比林斤澜还深重。1994年我去三河看望他，他一见我就很凄惨地说：我身体本来就不好，苏联“91.8”事变后我彻底垮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终生追求的理想已经破灭，我却无可奈何。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浩然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担忧。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呢？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2001年底，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不仅行走不便，说话也有障碍。他还是很热情地和大家合了影，还为每个人题了字。不久他就失去知觉住进了医院。